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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界上充滿了犧牲者，那麼真正該對抗的「敵人」究竟在哪裡呢？（P. 249）
繼《蒲生邸事件》過後，我再度挑戰宮部美幸老師的長篇鉅作。一千四百頁的篇幅，光是拿著書在捷運上翻看，都是「一隻手無法掌握的距離」
，在閱讀的過程當中，確實滿疲倦的。一方面是因為篇幅的長度和書架上已經上看二十五本的書債在後追趕，讓我感到很有壓力；一方面更是因為內容的壓抑、題材的沈重，使得讀者幾乎要被壓得喘不過氣來。這是一本需要慢慢消化的書，太速食的閱讀不只是浪費，似乎更是令人髮指的不正義了。
《模仿犯》這本書的寫作手法類似「報導文學」，將一個事件背後所蘊含許多問題，以深入的筆法分別探討，達到既多且廣的面向分析（從這角度看來，或許這也是一篇形式相當適合在報上聯載的作品）。
有讀者戲稱這是一部「命案紀錄」，因為從在大川公園發現的一截手腕開始，宮部美幸便兵分多路，從發現者塚田真一、被害人家屬有馬義男、警方內勤武上悅郎、媒體作家前沺滋子、以及第二部開始的兇手栗橋浩美、被害人高井和明、以及他的妹妹高井由美子等角度，一一解析了各路人馬的心情與動向。再加以分類的話，我覺得可以分為：兇手的動機、警方媒體的介入、被害人家屬的心情、兇手家屬的處境以及與案情無關的「大眾」觀感等等議題。
這些議題並非由單一的個體個別發聲，而是採取交錯、重疊、對照等技巧，來增加人物的複雜性。例如：身為滅門搶案被害者的真一視角闡述了被害人家屬的心情，並且深入刻畫了倖存者的愧疚感（survivor's guilt）；但與此同時，他和以大川公園為始點的連續少女分屍殺人案件只有輕度的相關，表達的則是大眾的觀感。原本代表大眾意見，批判樋口惠的由美子，則是在哥哥被懷疑為殺人兇手後，視角轉移變成了「兇手家屬」的身分。
由美子和樋口惠本身是個對照組，但她們所形成的「主張兇手無辜／為社會體制下的受害者」這樣一個兇手家屬立場的視角，和有馬義男、真一所形成的被害人家屬視角，則又是另一個對照。這兩方意見的交會，產生一個我覺得相當沈重的議題，那就是：兇手的家屬，到底有沒有責任和罪過？他們又該承受多少責難？
我還記得在看《殺人之門》時，書前有一段對東野圭吾老師的訪談，談到他對於兇手及家屬的看法。他當時說：犯人的家屬應該要受到歧視，因此，犯人才會知道自己犯下犯行後，家人將會面臨怎樣的處境，也因此不敢輕易試法。聽說這樣的觀感在《信》當中會更深入的探討，我近幾日也打算要開始閱讀，或許到時候才能對此看法有更中肯的評價吧。
但在我第一次看到這說法的時候，我只認為，真是胡說八道。
一個人的錯誤，為何要用另外一個人的人生來替他負責？「兇手的家屬必定是沒有善盡督導教誨之責，這個家庭才會出了這樣一個良心滅絕的凶徒」這樣的理論，真的和「穿得花枝招展的女人遭到男人強暴，也算她自己的錯，誰叫她就是要招引男人」的有罪推定論，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嗎？
抱著這樣的憤慨，我對由美子的處境不禁感到同情。不只是因為身為讀者，知道她的哥哥和明真的是一個無辜的好孩子；更是因為即使和明真的是兇手，他的錯又為何要由他的父母、妹妹來償還，這樣的「犯人家屬歧視」總讓我感到輾轉。
然而，當我自問：如果一個殺人兇手的女兒住在我家隔壁，我會不會有不好的觀感？我卻不知道該怎麼回答。自然是不會去歧視她、排擠她、折磨她，扔石頭如同在喊打過街老鼠；但會不會有一些猶豫、有一些揣測呢？恐怕還是會有的吧？
對於犯人家屬尚且如此，對於犯人自身該享有怎麼樣的「人權」，則又是另一個議題。暱稱「和平」的主犯網川浩一，其犯罪心理學正如他所主張的，是「極致的惡意」；但從他的角度去看他的處事，以及栗橋浩美的那個在夢中糾纏的鬼魂，我覺得自己就像是那些匿名投書的年輕人一樣，戰慄恐懼地心想自己似乎「可以理解」。雖然理解和實行之間，有很漫長的距離，而這道距離－－就像殺人之門那樣？－－便劃分了「兇手」與「一般人」的界線；但在覺得可以理解之後，要用怎樣的心情看待，又是另一個難解的問題。
這世界上充滿了犧牲者，那麼真正該對抗的「敵人」究竟在哪裡呢？（P. 249）
於是，又回到了社會（society）與個人意志（agency）的老話題。作為個體，或多或少都汲取了社會的養料，要說每個人都是社會的犧牲者，就連兇手也只是迫害的一輪，有何不可？但除了社會以外，人還有選擇。做出選擇的那一刻，是否要跨越過這座殺人之門，這片刻間的猶豫是沈重的責任，無法卸除。
延伸閱讀：
《模仿犯》書摘
模仿犯＋奪魂索
宮部美幸 －《模仿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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